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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色历史文化的教科书——祁连山下老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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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内心,长年埋藏着一个心愿,就是一定要去祁连山下的老君庙看一看。

六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我父亲遵照组织的抽调,协同大连通用机械厂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赴老君庙,对玉门油田石油采区的钻采机械、通井机械、洗井机械等采油设备的整套配件及零部件进行全面测绘。那年代,我国的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父亲从西子湖畔——杭州出发时先乘坐火车,沿途要在上海、郑州、宝鸡数地中转才到达兰州。之后,再换乘长途汽车,还包括马车、驴车,最终到达目的地——祁连山下的老君庙,仅路途上的颠簸,就得花去一周多的时间。

夏去秋来,经过数月时间的勘察和测绘,父亲收集、测绘、归纳、整理出老君庙采区里石油开采设备及配套设备大部分零部件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后来从事陆地、沙漠、海洋石油钻机的仿制、研制和设计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我的心愿就是要实地寻找父亲曾经在老君庙留下的足迹,我想从感性上认识老君庙,我要看看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矿,感受先辈们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所留下的红色历史文化的精神……

壬寅年正月,时至初春。受旧年暖冬天气的影响,新年遇见了“倒春寒”。在我国辽阔的疆域里,江南不少地方下了两场很大的春雪,然,“寒”过半月,即迎来春光明媚,南方人“打雪仗”的兴趣尚存,却又享受到了春暖花开的惬意;而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蓝天白云之下,气温依然低至零下摄氏八九度,耀眼的阳光没有一点热度。户外的人们棉装加身,俨如“三九”来临。在无垠的大地上,一派“冬藏养生”的景象,广袤的原野,鸟兽无踪,万籁寂静。

表弟董绍武亲自驾车,一大早从酒泉出发,专程陪我去九十公里外的老君庙。对我来讲,这趟旅途是一次朝圣的过程。

一部红色历史文化的教科书——祁连山下老君庙

 

图片:作者和表弟董绍武(左)

绍武是子承父业。这位生长在河西走廊的奉化溪口东山人,现在是玉门油田第二代石油人,他讲一口普通话,但尾音中已留下动听的西部方言的音色,他的微信名是“戈壁人”。我沉浸在他的介绍和解说中,不知不觉,便穿过了旧玉门市的解放门,路边的建筑渐渐稀少。当我们缓缓爬上老君庙东北侧的坡头,映入眼帘的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麓。登高远眺,极目楚天舒,湛蓝的天空,蚕丝状的薄云洁白无瑕,缓缓游动。老君庙石油采区仍然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那是一条通向祁连山深处,被祁连雪水荡击冲刷了亿万年后才形成的石油峡谷。老君庙油田自一九三八年勘探开采以来,虽已过去了整整八十四年,但我所看到的油田采区的工作环境,依然十分恶劣,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这种考验人类意志力的残酷的生存生态让我震撼。

一部红色历史文化的教科书——祁连山下老君庙

 

图片:石油大峡谷

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夺眶的热泪倏地冷却成冰水。我透过被冰水模糊的视觉,突然看见了父亲的身影,他头戴护耳棉帽,身着羊皮棉袄,脚穿高腰棉靴,穿梭在干劲冲天的劳动大军中;他不停地在工作场地奔波,围绕在钻机、采油机及炼油设备旁边,时而拆装零部件,时而用卷尺或游标卡尺对零部件测量,并逐一将测量准确的数据记录在笔记本上。鹅毛大的雪花漫天飞舞,凛冽的西北风大声呼啸,并不停地把父亲手中笔记本的纸页翻得哗啦啦作响,西北风像一把无形的大扫帚,席卷起的地面上的积雪,不停地撩动着父亲厚实的皮袄衣角……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父亲曾经告诉我的往事:他从老君庙出差回到杭州不久,国家确定在兰州布点建设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并在全国各地招募从事机械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援助这一项目的建设。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异常兴奋,他认为自己投身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的筹备建设,具备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于是踊跃报名。在组织上的筛选过程中,果然考虑到父亲既是科班出身,又有在老君庙实地考察测绘的实践经验,并且在专业技术方面,比较熟悉当时石油钻采设备及炼化设备中主要零部件功能情况;而且对设备中所需要的金、银、铜、铁、铅、锌、锡等十余种金属材料,以及大量的非金属、液体、气体等材料的应用都比较熟悉;另外,当年钻采炼化设备的零部件通用化、标准化程度也很低,但父亲已经对前苏联采油设备情况有所了解,同时在材料力学、热力学、动力学等知识方面以及机械工程材料、金属材料、公差对比等数据资料也相对熟悉,他的申请很快得到国家的批准,成为第一批筹建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的几十名成员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早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石油钻采机械及炼油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并为我国的石油钻采和炼化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在老君庙北侧的厢房内,慢慢看完了玉门油田八十年发展历史的图片资料,我感觉这些图片都非常珍贵,绍武说:有些图片在外面是看不到的。距老君庙的右侧不远,是“老一井”,这是1938年8月正式投产出油的油井,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口井出油的消息振奋人心,极大的鼓舞了我中华儿女抗日的斗志。

一部红色历史文化的教科书——祁连山下老君庙

 

图片:老君庙

我站在“老一井”身旁,久久沉思而不愿离开。从“老一井”来到石油峡谷,我一眼望见了峡谷坡下朝着西南方向的一个个窑洞,这些窑洞曾经都是采油工们的住房,其中还有铁人王进喜住过的窑洞。我弓身低头走进一孔七八平方米大小的洞内,发现里面还残留着采油工生活过的痕迹:早已坍塌的土炕上还剩有几根铺炕用的麦草,它们仰起头来随风晃动,好像是和久违了的人儿打声招呼;洞口处是“厨房”,三块石头支成的炉灶还保留原来的样子;窑洞内的墙壁上有许多挖好的小洞,应该是放置烛灯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高起的土台子应该是饭桌;窑洞内的墙壁被烟火熏得很黑,我依稀发现了当时的工作记录……在峡谷的最深处,有一条不息奔流的河水,源头来自于祁连山的冰雪消融。虽是春季,但河流的大部分仍被数尺厚、透明状的冰层所覆盖,能够见到的水流在冰层下缓缓流动,清澈无暇,给人刺骨的寒意。

一部红色历史文化的教科书——祁连山下老君庙

 

图片:巍峨的祁连山下

我看见不断有三三两两的青年人来到采油峡谷,他们或止步拍照,或窃窃私语,大都表情凝重。绍武告诉我,这些年,来老君庙参观的人很多,许多都是老一辈石油人的后代,而且来自遥远的祖国各地。如今的石油领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几十年来,从玉门油田累计输出去的职工多达10万人,输出各种设备4000台套,她们像一粒粒优质的种子,散发在大庆、长庆、辽河、大港、吐哈以及克拉玛依、胜利等数十个石油单位,不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所以,老君庙被誉为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绍武又笑着对我说,这些人大都和你一样,也是来寻找父辈,或者是祖辈的足迹,但彼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身临其境,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一代石油人为我们打下的基础!永远不要忘记老一代石油人为祖国做出的无私奉献!说完,他挺了挺胸堂,也有非常的自豪感。

这一刻,我突然想明白了自15岁以来就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一个问题……

我15岁那年的暑期,父母亲有意要锻炼我的独立能力,在经济极为拮据的状况下,给我九十元钱,还有几张照片,让我自行购票去西安、南京、上海及杭州等地的亲戚家里。当我的大伯公带我来到西湖边时,我被画卷般的景色惊呆了,我漫步在柳浪闻莺、苏堤春晓之间,听大伯公绘声绘色地讲述平湖秋月、雷峰夕照的历史故事,让我完全沉浸在那遥远的美丽的世界里。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就多次设想,爸爸要是不来兰州,我们家又会是怎样的生活呢?

70年前,父亲已经在众人称作天堂的城市——杭州工作,那时,我国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还相当稀缺,父亲有良好的机械设计理论基础,假如一直在杭州工作,完全可以做到很出色。但是,他为什么从老君庙回到杭州仅仅几个月,就积极请缨要去支援西北建设呢?他是亲历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状况的,为什么他的行为理念却与“人往高处走……”的人生哲学背道而驰呢?

当我身临老君庙东北坡头的时刻,当我眼望那条被冰雪覆盖着,一直通向祁连山深处的石油峡谷的时刻,当我模糊的视觉中有父亲的身影的时刻,我不由得回忆起半个多世纪以前,多少次深夜醒来,我看到父亲披衣在报纸围裹着的灯下画图的背影,我说:“爸爸,睡觉吧!”他总是说:“嗯,你快睡”。他常和我念叨的几句话是:“我刚到兰州时,马路上尘土飞扬,为数不多的汽车顶部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那时汽油很稀缺。虽然现情况改观了,但国家勘探石油,开采石油的任务还很艰巨。”我对西方曾预计“中国是贫油国”的言论,还是从父亲许多次不服气的语气中知晓……

一部红色历史文化的教科书——祁连山下老君庙

 

图片:老君庙的春天

当点滴的事件都串联到一起,一刹那间,我明白了父亲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行为绝不是他的冲动,而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都具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父亲的行为不仅得到我爷爷和外公的鼓励,而且得到我母亲(彼时还是父亲的未婚妻)的鼎力支持。

父亲和母亲同是奉化溪口人,两家相距10华里路程。父亲的家在山下溪口镇的三里长街上,母亲的家在雪窦山旁边叫东山的古村落。父母亲的祖辈都是知书达理的乡绅,两家既有生意上的往来,也是世交;父母亲的父辈都是民国初期科班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一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明山里的强盗活动猖獗,他们昼伏夜出,骚扰五岙山头里的百姓难得安宁。强盗们以绑架村民为手段,索取百姓的钱财,我太外公一家便深遭其害。1939年的盛夏,太外公已经休息,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被突然冲进家里的强盗绑架后抓进深山老林,家人只好依照强盗要求,变卖了茶厂财产,凑足银洋数万元,雇人挑进深山,赎回已被关押一月之久的太外公。然时隔不久,强盗再次撞入家中,发现太外公已经脱逃,便将孩童年纪的我大舅绑走。几经折腾,百般无奈,太外公只好向我太公求援。随后举家搬迁到山下,在溪口簟匠弄我太公腾出的一处宅院里住下。

由此,父亲和母亲成为溪口武岭学校的同学,并分在同一班级。那年,蒋经国先生的儿子蒋孝文也在同一班级,他坐在母亲身后,是相对活波、活跃孩童。读到中学,父母亲离乡背井,分别在宁波住校,母亲就读于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宁波女中。转眼数年过去,父母亲又在杭州偶遇了。那是一次高校师生的联谊活动,父亲所在的理工科院校邀请母亲所在的师范院校联合演出,大家聚集在理工科院校的俱乐部里,熙攘热闹。父亲坐在靠走道的椅子上,母亲恰好从他身旁经过,彼此认出后,同时出声:“呀,侬也到杭州读书啦!?”从此,多年不见的同乡建立了联系。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两人都分配在杭州工作。

1954年7月,父亲赴老君庙油田出差数月。1955年初,父亲请缨参加兰州石油化工机机械厂的筹建得到批准。此时,父亲才将要去大西北工作的消息告诉母亲。早春的西子湖畔,岸边的垂柳刚刚吐出嫩芽。一叶木舟缓缓划过三潭印月,父亲和母亲面对面荡着小桨,漾起的涟漪以木舟为圆心,一层层散开。母亲表态:“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和决定,等你把兰州的工作安顿好,我也向组织申请调过去。”母亲的支持坚定了父亲的意志,他们又商量好各自将消息告知父母,同时确定下终生大事。1955年3月19日,父母亲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领取结婚证。婚后第三天,父亲辞别母亲,从此离开了杭州,离开了西湖,投身到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的筹备建设中,在西北生活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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